浅谈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困惑与反思

进入电脑版    时间:2009-01-11 19:34:51     来源: studa.net


那么什么是科学研究对象《辞海》(1999)认为“对象是指观察或思考的客体,也指行动目标。” 《现代汉语词典》把对象表述为,“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 王子舟把研究对象表述为“一门科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并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可见,谁也没有肯定地说每门科学只能有一个研究对象。如果有多个研究对象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了。问题的争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黄宗忠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就是有差别的。1962年,他在《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一文中提出,藏与用是图书馆的特有矛盾,规定着图书馆特有的本质,“是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点”。接着黄宗忠在《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
初步探讨》(1963)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1988年,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导论》又解释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不是具体形态的图书馆,不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的图书馆,而是不受时空影响的图书馆,是一种科学概念图书馆。”“由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都是一个整体,在含义上区别不大,而且后者含义更广泛、更明确、更确切、更与世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黄宗忠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图书馆”。
据刘烈在《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5)一文中的统计,国内外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有50多种,而且新的提法还在不断地出现。这表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并非不证自明和一成不变。交流说、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说等并非没有其合理性。特别是200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著),以一个全新的角度爬梳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引发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新一轮的思考。作者认为知识是当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图书馆员将以新的角色(知识工作者)融入到知识社会当中,由于图书馆的形态在信息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无墙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以“机构图书馆学”研究重点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动摇这就是各种新说出现的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我试图站在知识论者的立场,希望图书馆能在知识的领域里前行,并使图书馆学成为对社会人群有益的一门科学”。
面对诸说的纷争,有人担心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陷入“你不说我倒还明了,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的境地。那么情报学是否存在认识上的纷争呢?《我国情报概念的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情报科学》2003年第4期)认为:“信息化在促进事业(情报)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观念的大变革。如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北京大学图书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所引发的改名风潮,1998年教育部将情报学本科与经济信息等四个专业合并成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传统图书情报课程的一再改造和压缩等等”[9],并引用梁战平的观点原科委(现科技部)的改名是“我国科技情报界历史上最大的学案”[9],并指出“学术界对于情报改信息的是非曲直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9]。这也是一个研究对象之争。争论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吴慰慈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这些不同观点的内在倾向性是一致的,都是落脚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图书馆事业之上的。这种争论对于促进图书馆学的发展十分有益”。黄宗忠则认为这种争论是正常的。因为真理是不怕争论的,真理会愈辩愈明。看来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反思之三:是多研究“问题” 还是多谈“主义”。 《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一文引用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探讨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争。作者认为:“研究对象问题就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的‘主义’而不是‘问题’,或者说研究对象问题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伪问题”是如何出笼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图书馆研究主要以图书馆技术方法为主,图书馆学理论不受重视。20 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图书馆学理论受到重视,而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重要部分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自然被突出出来(黄宗忠语)。”也就是说,在巴特勒和谢拉出现之前将近150余年,西方学术界并没有把图书馆学当作一门理论科学来对待。和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图书馆工作,负责借书、还书、管理图书的工作。隐含的背景是图书馆学属于工作方法(技术),而非一种理论。刘国钧就曾在20世纪50 年代撰文指出,整个学界没有给图书馆学应有的学术地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有感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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