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困惑与反思

进入电脑版    时间:2009-01-11 19:34:51     来源: studa.net


六是图书馆事业说。“图书馆事业说”20世纪后半叶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至今仍为一种主流意识。它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中介说”等诸多观点,是具有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说的一个有力佐证。代表人物有吴慰慈、黄宗忠等。王子舟认为,以“图书馆事业说”为代表的一系列论点,是本土化的
图书馆学,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七是知识集合论。王子舟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他在《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一书中,明确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论是个全新的图书馆学理论,它以“知识”为核心概念(元概念),以知识社会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
2 图书馆研究对象的反思
以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概述是相当约略的,限于篇幅,笔者不再把其它观点一一列举。那么,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是什么?这里先不必急于回答,让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这个被人们认为是想当然式的问题,或许会有一个新的发现。
反思之一:探究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有没有必要?
2006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2期发表了周九常的文章《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该作者认为:“1957年,图书馆学大家刘国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上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关,争鸣有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促进了当时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有关研究对象的讨论有其合理性。”“198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旧事重提,其隐含的背景和任务是学科重建;因为经过了十年浩劫,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被糟蹋得一片荒芜,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百废待兴,图书馆学也不例外,这样研究对象的重新审视和论争就成了一个契机。这表明此次旧事重提也有其合理性。但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日千里,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向全球各个角落广泛延伸,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学科重建也基本完成,因此研究对象问题成了一个并非紧要的问题。”
这种说法值行商榷。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不仅给“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同时,也给图书馆学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事实上,此时的图书馆学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全国图书馆学专业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多个,下降到20多个,改名风潮、合并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弱小的图书馆学学科能在这场强大的冲击波面前独善其身吗?就我系而言,1990年以来,图书馆学的学科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调整无一例外地在扩大图书馆学的研究视域。再看一下1990年以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资源说、知识说、知识组织说、知识可获得性说、知识集合说、符号信息说、公共信息交流说、有序化信息时空说等等,这本身就说明在新的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面临一个发展问题,图书馆学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对象问题并非一个不紧要的问题。
据马恒通在1999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6期发表的《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50年(1949-1999)》统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说大约17种,大部分是近20年的创新 。黄宗忠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也列举了1957年以来的20种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观点林立,又不加以梳理,实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旧事重担”实有必要,更有其时代意义。
反思之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一个还是多个。
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为什么至今争论不休时,黄宗忠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者从外延上探求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研究者从内涵上探求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并以图书馆本质为研究对象。“由于上述两方面探讨的目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对本质认识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吴慰慈则认为,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纷争,“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图书馆现象本身外在的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图书馆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信息时代它又将呈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形态,图书馆的发展无止境,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是发展变化着的;二是由于图书馆现象的复杂性,研究者因各人所站角度、所用方法的不同,所观察对象的范围有差异,也会造成结论的差异。”因此,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图书馆学最复杂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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