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定友论图书馆建设和地方文献的探讨

进入电脑版    时间:2008-02-17 11:18:25     来源: 江苏图书馆学报

研究一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学者本人做出历史的和公正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探明他为本学科付出了哪些创造性的劳动,在哪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社会实践的检验又证明了他的哪些观点是规律性的、有用的东西,而另一些观点是错误的假定,必须予以扬弃。从而把科学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道理很简单,人不能老念“三字经”,科学研究也不能老从“0”开始。马克思的哲学如果不突破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框框,那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杜定友先生从二十年代开始,作为我国新图书馆运动倡导人之一,其在图书馆学上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他对于图书馆学的阐述几乎涉及到所有各个方面,而以图书分类、编目和文献学的研究为最精、专。他的图书馆事业实践经验也是最丰富的。 杜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敢于标新立异,也敢于修正错误。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偏见,注定了解放前他的学术思想必然是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找出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解放后,杜先生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学问的路子走错了,甚至走反了,于是自觉地、毫不含糊地、公开地作了自我批评,随即开始用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来指导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并大胆地着手探索未来的图书分类法的构想。 如果有兴趣的话、翻翻杜先生当年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界争论得比较热烈的一些问题,在杜著中也能够找到精辟的论点。这些论点,有的到现在还是一颗闪光的明珠,有的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佐证,有的则需要我们去发展、完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反复吧!

不过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水平上的反复就是了。

例如图书馆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些论点之一。

图书馆是不是学术性的社会服务事业单位呢?过去和现在都有过争论。过去有人认为图书馆业务只是一种技术,谈不上学术。现在也还有人认为图书馆借书还书,认得书码就行了,用不上大学问。问题不在于拔苗助长地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而在于:我国历代藏书楼主人多属通儒硕,到了信息社会的今天,以传递信息为职能的图书情报人员,反而毋须进入学术之林,胸无点墨,又如何克尽其为四化服务的职责呢?

三十七年前,杜先生在《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就认为广东省立图书馆应“集中全省学术团体,与图书配合,成立各种研究室,蔚为学术研究中心。”他并明确提出“图书馆为高级文化学术机关,地方史料之总汇”。一年后,他在《广东图书教育事业的展望》一文中,批判了以图书馆为普通阅书报室、学者的象牙之塔和机关衙门的点缀品,人有我有这三种错误思想之后,再一次肯定“图书馆是文化学术机关之一”“杜先生与旧社会的上层人士虽有过从,但他对于官僚军阀之摧残图书馆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谴责官老爷们“囱欲节省每月千余元之经费,竟将该馆停办……当局措置之荒谬,莫此为甚”。 “可是图书馆、博物馆既被踢在一旁、呻吟于极度贫乏病之下……”。抗战之后他对于那些此“劫收大员”们发接收财,甚至吞没善本、文物;而市场上又满街图书,以斤论价,更是十分痛心疾首的。

杜先生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在抗战前夕,临危受命,领导中山大学图书馆一再搬迁,抗战中又兼长省图书馆,致力于地方文献和藏书的建设,解放战争方炽,当事者离职去港;先生又兼长广州市馆,保存了祖国学术、文化遗产。 关于各类各级图书馆的专业分工和书刊采选重点,杜先生是这样说的:省立图书馆应着重本省文献,及省政参考资料,以实务研究为对象,以辅导各县市图书馆为主要任务;而县市图书馆,则以供应当地民众之参考阅览为主要任务。……至若各校图书馆,则以适应教学上之需要,及高深学术研究之参考为原则。(《广东图书教育事业的展望》)这与我国的现行体制,似尚吻合。

关于书刊采选原则,除上段所述外,杜先生在同文中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关于藏书问题,各图书馆应注意内容类别,贵精不贵多、贵用不贵藏、在甲馆不甚适用,而为乙馆亟需的尤应互相交换,以尽其用:”可以说,这段话是切中目前我国图书馆藏书建设中的时弊的。

印度学者阮冈纳赞(S.R.Ranga-nathan)提出的图书馆规律中,第五条称:“图书馆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故图书馆的藏书增长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目前我国各大图书馆由于种种原因,藏书增长过速,既无力同比例增加藏书空间,又无力即时分编消化,亦未交换或剔除复本,其结果是部分书刊压架,而隔年书刊又不得不捆扎,大大影响了书刊的利用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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