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的评论

进入电脑版    时间:2017-02-07 22:05:49     来源: 《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002期

事实上,章学诚对四部的弊端多有陈议。如《文史通议·文集》编,讨论到集部之下的图书归类,在指出集部下立“楚辞”类等不妥之处后,说“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3](P298)意思是三部分目都有不当之处,这是对分目的意见。《报孙渊如书》中,在提出“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之后说:

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钞鄙著中,亦有道及此等处者,特未畅耳……然相知数君子,终不敢秘,幸时有教政之,为幸多矣。[2]86

信中说得含糊,如“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指什么?但大致可知章学诚对“不得不分四种门户”自有一套罕以示人的见解,而观其上下文义.所谓“四种门户”应即经、史、子、集。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回答了孙星衍询问《史籍考》的事情,因此,它的写作时间应在1788年左右。孙星衍后来编有《孙氏祠堂书目》,共分12类,完全打破了四部分类体系。孙星衍为此书撰写的“序”的末尾,有小字注可证明初稿撰于嘉庆五年左右,[3]当时章学诚仍然在世。章学诚自信精于校雠著录之法,且在信中有二人讨论校雠的文字。因此,两人商讨过《书目》的体例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在与朱少白的信函中.章学诚将自己对四部的看法同样说得颇为隐讳:

今书分四部.而子别九流,集分三类,亦官书不得不然之势。唐《艺文》皆然。但九流之书,名墨失传,而兵技、阴阳不别为部,子术不分而道器混矣。集分三种,则《楚辞》一家之言,难以专部。而总集作用非一,或参子史,如《秦策选辑》名为总集,实史部故事之属。又如《论判辑警》亦入总集,乃子部,《意林》相同。姑且弗论。惟诸家别集,必当分别家数,其同名文集,而其书旨面目迥殊,岂止如九流分子而已哉?然向、歆绝学失传,校雠诸家不知流别,故文集一体至今,如淮泗入河,浩无统摄,是以无实之文章,率应酬恶滥不堪,皆籍集部以为龙蛇之沮,实因无校雠专门之辨流别而清良贱也。足下索《文集篇》,一时寻不出,大旨不过如此。愚持此论之时,先夫子初有嘻其甚矣之叹.后于安徽幕中谓邵二云乃云:“斯言良是良是!但人必不从耳。”今遥遥三十年矣。愚亦不敢昌言,触名场诸公之忌讳也。朱少白是朱筠的儿子,朱筠于1771年始任安徽学政,[5]信中又有“遥遥三十年”之说。以此推算,章学诚的这封信最早写在1800年左右,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这个时候,《四库全书总目》早已在民间流传,它的分类体系也被许多人所尊崇。因此,章学诚批评子、集分类、收书不合理,可算是触忌讳了。虽然信中主要讨论的是子、集二部,但由其对两部的不满意,及认为“亦官书不得不然之势”来看.所谓“不敢昌言”的话.可能指涉及四部的议论。在作于乾隆55年左右的《释通》篇中,章氏也谈到了四部于某些图书无所收纳的情况:

且《七略》流而为四部,类例显明,无复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语录讲章之混合.则经不为经,子不成子也。策括类摘之淆杂,则史不成史,集不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无所别,纷纭杂出,妄欲附于通裁,不可不严其辨也。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也。后人并省凡目,取便检阅,所以入记诵之陋也……然而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

令人遗憾的是.章学诚虽然认识到了“语录讲章”、“策括类摘”之类“经不成经”、“子不成子”、“史不成史”、“集不为集”,是“四部不能收,九流无所别”的图书门类。但他碍于“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的预设,不得不本末倒置,转而指摘后人著述无古人家法,不能成专门之精。这种议论,实际上变成了他所厌恶的“以部次乱书籍”。.

总之.综合各类文字资料可知章学诚认为“四部之体质不可改”应是言不由衷的说法,他其实一直不满意四部体系,只是碍于外部因素而不敢畅所欲言。

2编撰方志不用四部之法

章学诚一生编撰过多部地方志,对我国方志学的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方志学理论中,有关“艺文考”体例的议论同样是他目录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27岁时,章学诚代父撰写《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在序文之末交代了分类体系:“今采摭诸家,勒为一考,厥类有四:日经,日史,日子,日集。其别有三:日传世,日藏家,俱分隶四部;日亡逸,别自为类,附篇末。”他这时在校雠学领域还谈不上自成一格,而且是代父撰书。因此,分四部未必是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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