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图书馆在1914~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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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篇旧文,以“不能进步”和“逐渐退化”[-]概括北洋时期的河南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主流载体,河南图书馆也陷于“财政支绌”、“官吏不事提倡反加摧残”的艰难之中。本文借助散见于旧日报章的资料,力图勾勒该馆1914至1916年的跌宕。

其间,1908年建于开封的河南图书馆,先后栖居两处馆址——学务公所旧址和二曾祠.依次轮换四位主管——裴希度、王静澜、朱珊、陈国瑛。

1 河南图书馆的馆址变迁

河南乃北洋政权腹心之地。1912年,袁世凯表弟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因纵兵淫掠,民怨沸腾,于1913年冬去职。民政长张凤台也于1914年春卸任。张凤台任上,采纳河南图书馆馆长王尚济的呈请.同意将学务公所旧址拨予使用。1913年8月15日,河南图书馆在《河声日报》刊登启事,说明已从“湫隘”的“西大街旧宅”迁于前学务公所,欢迎“阅书诸君”到“该处浏览”。

学务公所旧址在开封文庙街路北。河南图书馆入迁之前,前院已设“中区阅报社”。其前身,为1907年由河南学务主官孔祥霖倡设的“第一区阅报所”.陈列“各报中议论明通、宗旨纯正者”,“任人观览”[3]。1913年11月.即河南图书馆入迁学务公所旧址两个月后,新任教育司长史宝安到职,将其后院作为住处。随后,河南通俗书报馆(河南通俗图书馆)也置于该旧址前院,与河南图书馆共设。不久,两馆分设,河南图书馆挪于“西后偏院”。

由此可知,自1913年底,学务公所旧址同时存在三个独立建制的机构一一河南图书馆、河南通俗图书馆和“中区阅报社”,外加史宝安的寓所。

由于文庙街繁华适中.不少机关对学务公所旧址均有兴趣。1914年6月,河南教育司裁撤,史宝安远去北京。其时,“督学局”和“同官研究会”酝酿组建,拟以史宝安寓所作办公地点。为此,河南省公署致电史宝安,催其速将眷属迁出。同时,“饬庶务处派人,先将(河南)图书馆左右房屋次第修理,暂行设立临时筹备机关”。接着,河防局动议将图书馆用房作为“办公机关”.高等审判厅也要求“将图书馆地址拨作该厅之用”。

强势机关的觊觎.使河南图书馆又面临流离的苦辛。1914年10月17日,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率财政厅长顾归愚、政务厅长陶珙,巡察学务公所旧址。时隔两天,报界传出河南图书馆将迁至刷绒街二曾祠的消息。从此,搬迁之事时而传得鲜活,乃至河南图书馆贴出告示,称奉命整理馆藏,“暂时停止阅看”.时而传得暖昧,说“是否可靠迄难确定”.河南图书馆又重新开放。如此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个冬天。直至1915年3月,二曾祠悬牌布告,暂停各界参观,专事筹备图书馆的迁移,此消息最终得以证实。

此后.开封各报连篇累牍地发布河南图书馆将在二曾祠开幕的新闻。然而,频频报道,屡屡失真。拖延到1915年5月27日,才正式开馆。

二曾祠是祭祀曾国藩、曾国荃的官祠,内有瓣香楼、漪篆山房等建筑,加之靠近龙亭、双湖,可谓“水木清瑟,台榭掩映”,是开封的一处胜景。旧时,曾有文士以“市声远隔人俱寂.入耳惟闻鸟语嗔”的诗句,来歌咏此地的幽雅环境。河南图书馆在此开馆之时,瓣香楼为藏书室,“东西两楼,左设古玩(陈设室),右设图书(阅书室)”[14],另辟阅报室。

早在1909年农历二月初八.河南图书馆曾以二曾祠旁之许公祠为馆址,向各界开放[-5]。由于没有明晰物权的归属及使用期限,故而纠纷迭起,半年后便无奈迁出。这次人驻二曾祠,虽有房舍的使用权,看守事务却仍归祠院道长吕东山掌管。如此管理格局,必然留下隐患。至1919年,大部馆舍即被“育才馆”挤占。1922年,则全馆搬挪。

2裴希度经营的河南图书馆

裴希度(晋卿),是1913年8月河南图书馆迁于前学务公所后,由教育司长李时灿选定的经理。书目文献出版社的《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一九一九一一九四五)》,说他自1913年9月任职,应当没错。他最突出的作为,就是促成河南通俗图书馆与河南图书馆的共设。

率先提出在河南创设通俗图书馆的.是收藏家刘端本。1913年夏,刘端本会同多位“藏书之士”,表示愿意奉献家藏.在省垣共同组织一公立通俗图书馆,“任人观览”;并“呈请教育司,拨给适当地址,立案开办”。裴希度之前的河南图书馆长王尚济,也曾向民政长张风台提议,“请将戒烟公所东偏现设商办平粜厂遗址发给,备作通俗图书馆移居之用”。当时,张凤台虽已指令教育司“赶编宣讲书籍”,以便通俗图书馆成立之时,辅以“宣讲一事”,“期取美满效果”,但对究竟单设通俗图书馆还是将河南图书馆改组为通俗图书馆始终举棋不定。后来,库款支绌、地址无着,致使通俗图书馆迟迟未能开办。媒体甚至揣测:此事“有俟来年再为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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