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在中国近代版权史上的角色与地位

进入电脑版    时间:2017-02-07 03:09:39     来源: 《河南图书馆学刊》2012006期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版权制度的创始者和直接参与者之一,其版权思想构成了版权立法的一种内生性因素,为《大清著作权律》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版权法的创立作了理论准备[8]。《大清著作权律》虽然是在“枪口下诞生的法律”[9],但是比较于当时诸国立法并不落后,其颁布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标志着中国版权法制建设融入了世界潮流。不仅如此,《大清著作权律》的范式效应还惠及了民国乃至今天的版权立法。

3版权实践的开拓者

我国古代以“版权告示”为主的版权保护方法走到封建时代末年,已是气数将尽,取而代之的就是张元济与严复首创的“版权合同”。1902年,张元济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出版严复译著《原富》时,为了打消严复对其利益“所望皆虚”的担心,就给严复写了书面“凭证”[10]。这是我国版权合同的雏形。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著《社会通诠》,双方签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份版权合同。合同由张元济起草,商务印书馆和严复分别签字。合同内容包括权利人、被许可人、权利归属、专有许可、出版标记、版税及其支付、合同终止、权利义务关系、违约责任等,还涉及对图书质量的要求[11]。从当代版权法的视角来评价,这份合同也是相当规范的。

保障著译者版税是尊重作者权利的重要体现。1901年,《原富》初译稿完成,严复致信给张元济,借“郭隗千金市骨”招揽人才的典故首次提出版税要求,张元济予以了完全满足[10]。梁启超曾为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法政杂志》撰序,并声称不要报酬。张元济认为,“出版终带营利性质”,坚持给付了梁启超30元日币[12]。《大清著作权律》、《北洋政府著作权法》颁布后,商务印书馆对知名的著译者施行特殊的“优惠版税”,张元济还以“酬书”、租赁版权等方式回报著译者。由于张元济能切实保护著译者的权益,使得商务印书馆得到了一大批学界泰斗、知名著译家的鼎力支持,成为其竞争发展的重要无形资产。比如,严复的译著全部交与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则达140种之多。

据考证,宋朝四川眉山王偁撰《东都事略》目录之后长方形牌记所注“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己申上司不许覆板”的字样是我国最早的“版权声明”。然而,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对“版权印花”的使用才真正赋予了版权声明丰富的版权思想内涵。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著《英文汉诂》,除附带“All Rights Reserved”的英文版权声明外,版权页还贴有“侯官严氏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方形防伪印花。版权印花的出现意味着在中国尚无版权法的情况下,著译者、出版者已经开始了合乎版权精神的自我救赎实践,而“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也成为我国最常用的版权声明规范用语。

4版权利益的维权者

1899年,商务印书馆就获得了清政府商务部批文,由江南商务总局出示:禁止坊间翻印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书籍。张元济继承了商务印书馆的维权传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版权保护实践。比如1912年,商务印书馆发现东昌府善成堂书铺翻印其小学用书,立即呈请北京政府内务部通令示禁。1917年,张元济就广益书局、中华书局翻印商务印书馆的图书,或者信笺、信封的行为,派专人或者亲自写信交涉,“告以著作权律,翻印仿制均为侵犯版权律。”两起纠纷经过磋商达成和解后,张元济还致函相关出版商,对其改正错误的态度表示钦佩[13]。

1911年至1923年,商务印书馆在与美国金恩公司、梅林公司和美国商会之间发生的三起著名的版权利益纷争中,针对原告就其盗印美国图书的指控,紧扣《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的规定,据理力争,将涉案图书排除在受版权保护范围之外,或者最终胜诉,或者迫使对方提出和解要求,成为我国近代出版商依法对外维权的经典案例。

张元济处理侵权问题和版权纠纷的策略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是版权意识强,对侵权行为不姑息迁就,坚决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二是内外有别,对与国内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尽可能加强沟通,谈判解决。而对与外国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则以民族利益为重,毫不妥协,坚决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恶劣的版权法制环境中,张元济带领商务印书馆在泥泞的维权道路上迈着艰辛,却又十分坚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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