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在中国近代版权史上的角色与地位

进入电脑版    时间:2017-02-07 03:09:39     来源: 《河南图书馆学刊》2012006期

祖洪波

(郑州图书馆,河南郑州450052)

关键词:张元济;版权;中国近代

摘要:张元济以版权思想的传播者、版权立法的谏言者、版权实践的开拓者、版权利益的维权者等多种角色在中国近代版权制度的形成与演进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张元济的版权理念和版权实践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传承和启示价值。

中图分类号: 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2)06-0122-03

中国宋代就孕育了保护版权的萌芽。然而,直至清朝末年,以张元济、严复等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站在时代变迁的潮头,革故鼎新,推崇、传播、践行版权理念,才使得我国版权法制建设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从历史评价,张元济是中国近代版权保护征途上的一位开路先锋,在晚清版权制度的酝酿和创立中以多种角色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于版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现实考量,张元济的版权思想至今闪烁着光芒,其丰富的版权实践对推动我国当代版权事业的发展不乏启示价值。

1版权思想的传播者

张元济是维新派的一员主将,他在西学东渐浪潮中加深了对西方文明进步根本动力的认识,较早地认同并树立了版权保护的理念。其时,废科举、办学堂、兴教育运动促进了出版业的繁荣,而翻印盗版亦日益猖獗。往往是一书刚出,射利之徒竞相翻印,因之著译者无不关心版权保护,但苦于没有版权专述作为指南[1]。张元济通过自己掌控的出版平台大力传播版权思想,启蒙国人的版权觉悟,在中国大地悄然灌溉着版权制度。

1902年3月,张元济在其主办的以“传播新知,通览世界”为宗旨的《外交报》的“文牍”栏目中连续刊登《创设万国同盟保护文学及美术版权条约》(即《伯尔尼公约》)及其续增(补充)条款和1896年的巴黎修正条约。这是中国出版物上最早登载的《伯尔尼公约》汉译本。此后,《外交报》还译发了《论万国会议保护版权》等详细介绍修订《伯尔尼公约》柏林会议情况的文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宣传《伯尔尼公约》对国民潜移默化地输入版权思想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1902年,日本、美国先后在与清政府续订《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中,提出加入版权条款的要求,而中国朝野对外国版权立法,以及版权条约对本国利益影响等问题的了解与研究知之甚少。于是,1903年,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版权译著──《版权考》[2]。该书分“论版权之坯胎”、“论版权之发达”、“论版权之进步”等三篇,罗列介绍了部分西方国家版权法的特点。其序言认为,对文明进步的影响,“独以版权为最驳”,提出“限制利益以防罔利”的版权利益平衡观点。序言指出,“故译是篇”的目的在于以备政府商议版权事务时“采择”。《版权考》序言署名“商务印书馆主人”,学术界认为应由张元济撰写,至少是经他审定的,反映了其拓展国人保护版权的世界眼光的意识,表达了对保护版权的国家义务观和对版权问题的焦虑之心[3]。

2版权立法的谏言者

基于民众版权意识的日益觉醒和日、美等列强欲以条约在中国开展“版权圈地”的压力,1904年,清政府商务部针对文明书局提出的版权立法建议,拟订了中国近代最初的版权律草案[4]。张元济对版权立法问题持积极的倡导态度,呼吁政府早日颁行法律。版权律草案出台之前,《版权考》序言就认为,鉴于美、日两国都要求将符合其意愿的版权条款加入商约,吾国若“不及早订定专律”,则可能将“托庇于他人之宇下”。[5]

1905年,张元济在被奏调外务部任职期间起草了对版权律草案的修改意见书[6]。意见书认为,版权律草案第十九条关于“有版权之书籍,非特不能翻印,抑且不能翻译”的规定“大有流弊,应详细斟酌”。张元济指出,由于科技、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若授予国外所有书籍以版权,必使本国利益受到羁束,是“我以实际之权利,易彼虚名之保护”。他主张,国外书籍在我国受到版权保护的条件只能是“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或者“特为中国备用”。张元济还曾上书清政府商务、教育、农工等相关部门,认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不能与外国比肩的国情下,宜缓加入《伯尔尼公约》,指出在“发达幼稚之国,则务必稍后”[7],以防对本国利益之不利。张元济对待签订商约和加入国际版权条约的观点,后来被证明是颇有前瞻性的。

 1/3    下一页 尾页

上一篇:基于智库理念的图书馆决策信息服务
下一篇:新课程环境下中学图书馆管理探讨

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