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图书馆法的现代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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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红

(黄淮学院图书馆,河南驻马店463000)

关键词:图书馆法;知识;法律;理性

摘要: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形式理性化身的现代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手段。当前已进入的知识社会是现代社会理性化发展的最新阶段。图书馆为应对知识社会的三方挑战,需要引入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稳定其外部关系,促进其内部关系科层化,来提供“整序”知识流,提高知识服务效率。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3)05-0085-03

收稿日期:2013-01-03

作者简介:白永红(1972-),黄淮学院图书馆馆员。

当前学界对图书馆法的研究已经开展得比较全面和深入,但因研究目标主要是为了呼唤图书馆法的最终制定,故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图书馆法的立法理由、立法可行性、国外图书馆立法、立法意义、立法定位、法律价值、法律关系、法律原则等技术问题以及定义、性质、渊源等法理问题[1],而鲜有对图书馆法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法理基础进行研究的。本文正是借助经典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工具,深入考察了图书馆法与现代社会的亲密契合关系,为图书馆法在现代知识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夯实法理根基。

1图书馆与法律的共同基础:日益理性化的现代社会

现代到来,理性崛起,并成为现代社会之总体特征——现代性的核心内容。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这要从现代性的发祥标志——启蒙运动说起。

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师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Sapere aude!(译注: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康德这里提出的“启蒙运动就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被福柯称为“现代性的纲要”[3]。理性被启蒙运动用以替代上帝作为价值之源,来评判一切现存事物的标准和法庭,如恩格斯所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4]。由此,理性就奠定了在现代性观念中的核心地位。

理性得此现代性的核心地位后,就开始以自身逻辑塑造整个现代社会的结构、气质和品格,这个过程,韦伯称之为“理性化”。在韦伯看来,我们所处的现代性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日益理性化的社会。他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说:“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已被除魅,所独有的特征就是理性化和理智化。”[5]

塑造现代社会的这种理性,是一种“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6]的目的理性和以追求效率为至上原则的形式理性,最终目标是通过计算,“对生活——包括外在事物和人的行为——进行控制”[7]。

这就决定了现代社会的三个“理性标志”:第一,现代社会的基本气质就是效率至上;第二,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体制是科层制;第三,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手段是作为形式理性化身的现代法律。

为什么理性化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体制是科层制?因为科层制能实现组织运作效率最大化。韦伯指出: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因为它代表了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复杂的有秩序的经济需要的最合理的和最有效的方式。正是具备“效率最大化”的优势,科层制最先在国家政府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理性化的加深,这种实现高效率的体制就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部门。[8]

2理性化社会要求法律作为主要组织手段

在对社会权威的三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基础上,韦伯指出:科层系统是建立于法理型支配类型之上的组织形式,科层制的发展是衡量当今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决定性的标准。因此,理性化的现代社会,需要形式理性化的法律作为最高权威和社会机构的主要组织手段。

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经历了一个“价值理性逐渐衰落、形式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演化过程,相应地,现代法律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自然法逐渐衰落、法律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演化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受法律实证主义思潮影响,现代法律蜕变为主要体现形式理性的具有普遍性、稳定性、价值中立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则体系。现代法律的这些特性,正以形式理性为依据建立和运作科层制“机器”。形式理性的依据,决定了科层制及它的组织手段——法律,都是绝对排斥个人的价值偏好、个性专断和任意情绪,具有的形式主义非人格性。[9]现代法律的普遍性、稳定性保证了现代社会组织运行和个人行为的可预测、可计算和可控制,价值中立性保障了形式公平,国家强制性则从根本上保障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运行。总之,现代法律进一步强化和保障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由此,在现代社会里,法律成为最主要的组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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