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主导的河南早期读书组织和藏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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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四:省立第七中学读书会

省立第七中学,即原省立潢川中学。早在1922年,进步学生就曾组织读书会,传阅新文化书刊,后被查禁,由此爆发学潮。1925年,学校读书会成为中共潢川党组织的外围团体。1933年加入共产党的郑伯英,曾是读书会成员。1934年2月,蒋介石令东北军半数以上开赴鄂豫皖根据地“剿匪”。当时已是息县红军游击队领导人的郑伯英,投入反围剿斗争,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例之五:张庄集(今淮滨县张庄乡)读书会

1923年,中共党员江梦霞在张庄集玉善义学任教,传播革命思想。方亚伯、徐自强是他的学生,分别考入开封美专和信阳省立三师,后相继加入共产党。1926年底,方、徐二人回到张庄集,以读书会为载体,联络进步青年,研读瞿秋白、肖楚女、恽代英等党的重要活动家的文章,以及鲁迅、蒋光慈的作品。1927年2月,建立张庄集党支部,党的活动渐趋蓬勃。

例之六:长葛县公立甲种蚕业学校读书会

1924年5月,在英文教员汪涤源的发起下,长葛县公立甲种蚕业学校成立读书会,研读《马克思传》《向导》等书刊。汪涤源,商城县人,1918年就读笔架山农校,1921年考入东南大学,次年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他带着发展组织的艰巨任务来到长葛。1925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于1926年3月赴广州,在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9月,随北伐军北上,任湖北农民协会特派员、中共汉川县委书记。1927年2月,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协助毛泽东工作;同年5月,调任中共信阳中心县委书记。1928年,筹划策反驻扎固始的国民党第十二军第一师,不幸被捕,牺牲于潢川县城北门外。

例之七:总部设在开封二中的“河南社会科学研究会”

1924年8月在开封二中成立的“河南社会科学研究会”,骨干成员大多曾是杞县黉学私塾读书会的中坚分子,如吴芝圃、张海峰、马沛毅、杜孟谟。研究会承继杞县黉学私塾读书会探讨中华复兴之路的传统,并把杞县的读书会更名为“河南社会科学研究会杞县分会”,还创办会刊——《我们的通讯》。期间,许多成员实现了从爱国青年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化。其分会,则为中共杞县特别支部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也为1926年后农民、成人革命教育在杞县的发展和杞县工农革命政权的诞生作了舆论铺垫。

例之八:河南省立第一师范“青年协社”图书室

1924年底或1925年初,由反帝大同盟成员许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学生刘明佛、吴昌耀发起,成立河南省立第一师范“青年协社”,并设立图书室,组织阅读《中国青年》《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在这个小小图书室里,青年协社的不少成员受到革命熏陶,成为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

例之九:永城县“太丘读书社”

“太丘读书社”由求学外埠的永城学生——韩子黎(中共党员)、陈育生和屠罗南发起。他们常给退学在家的赵仁邮寄书刊,包括《向导》《中国青年》和《共产党宣言》。赵仁则将书刊分发给进步青年传阅。1925年1月,三人寒假返里,与赵仁一起,在东关关帝庙成立“太丘读书社”,该社成员多达40余人。读书社公开声明:“以团结进步群众,研读革命书籍,批判时弊,救国救民为宗旨。”同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太丘读书社”立即发动罢课罢市,以示声援。“太丘读书社”发起人之一的陈育生,后在上海担任中共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1927年1月调闸北区委,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四一二”事变后被捕。经组织营救,于1928年出狱。1929年春,以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教员的公开身份,出任中共河南省委学运书记。1930年11月,党中央从上海汇给陈育生活动经费1万余元。陈育生察觉此款已引起注意,立即把款取出,转交省委机关。在被秘密逮捕后,他托乡亲带出一封家书,表示“生死存亡,在所不计”。1931年3月,就义于开封西门外。

例之十:商城书社

商城书社开办于1925年,社址在商城县城关北街程巷口,名义上由吴靖宇、袁汉民、董汉儒、黄秉耀、雷跻堂等集资创立,实乃商城党组织的驻地,首任经理为中共党员董汉儒。1926年,迁至南关扒字街中共党员吴靖宇家中,易名“吴公兴书店”,由吴靖宇出任经理。期间,马列书刊源源不断传到这里。同年,经组织批准,吴靖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为县党部书记长。自此,工作愈发顺畅。至1927年春,各区农协在组建农民自卫军、实行经济清算、充盈教育和农协经费的同时,各地先后成立了读书会、图书馆和阅报社。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秋,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遭破坏,“吴公兴书店”被查封,吴靖宇也被捕入狱。但因防备在先,反动军警搜查时一无所获,吴靖宇得以出狱。1929年底,红军解放商城县城,吴靖宇出任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后兼任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可叹的是,张国焘于1931年秋强制推行鄂豫皖根据地“肃反”,吴靖宇惨遭暗杀,其妻和同为商城书社发起人的袁汉民、雷跻堂也蒙冤遇难。然而,商城书社和“吴公兴书店”的影响并未消失。直至1933年,视察商城教育的省督学仍在惊叹:“该县民众对于共产主义多有深刻印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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