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图书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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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沿袭了清末制度,将图书馆归到教育部管辖,列入教育司。1912年,《民国教育部官职令草案》中规定了“图书馆事项”、“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事项”都应该包含在社会教育司当中。在此基础上临时大总统还特地修正了教育部的官制,把图书馆的管理囊括其中。这些变化都说明“藏书楼”已经不仅仅是保管、收藏书籍之所,而是一个“开民智”的教育机构,其功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藏书楼的变革不仅仅限于图书馆功能的变化,为了使图书馆更加大众化、普及化,藏书楼也从基本设施和制度入手开始变革。原有的政府藏书楼往往设立在高墙林立的大院之内,平民百姓根本无法近身,这也造成了其读者的范畴极为狭隘。辛亥革命以后,为了不断推广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图书馆的选址也更加接近市井,方便读者阅读。比如京师图书馆,成立于1909年,1912年正式开馆,但是开馆后便发现由于其位置远离市区较为偏僻,不方便读者阅读。因此,1913年,在鲁迅等人的帮助下,于宣武门外前青厂设立了京师图书馆分馆,并且收藏了大量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实行公开阅读。为了更好地推广图书馆,增加图书馆的开放程度,辛亥革命后,图书馆还推出了对没有经济基础的学生减免收费的政策。从图书馆发展历史看,这是我国较为早期的免费阅读,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据记载,仅1919年一年间,到京师图书馆阅读书籍的就有3700余人,各类报纸杂志的阅读人数近16000人次,大部分读者选择的都是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新书,或者是学术性较强的杂志。这些数据从侧面反映出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在不断增强。

3 辛亥革命时期藏书建设与图书馆发展

藏书建设是图书馆建设的重要组成项目,它也是反映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而言,藏书是图书馆所收藏、整理、编订的各种文献的总称,是图书馆存在的基本物质基础。辛亥革命前后,图书馆的藏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藏书的来源上看,先前藏书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藏书受到统治阶级的严格监控和管辖,主要涉及正统儒家的经典之作、医学等各类实用科目的用书。到了辛亥革命后,图书馆的藏书中逐渐有了诸多新面孔,如各种西方经济、政治、科技、宗教的中文译本,《天演论》、《原富》等等。到最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逐渐在中国的图书馆里出现,例如《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这些书籍为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图书馆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书籍,对教化百姓具有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各类报纸杂志也风起云涌,成为图书馆藏书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当时从事报刊出版的有将近500家,类似《独立周报》、《大中华》、《青年杂志》、《女子画报》的报纸、杂志层出不穷。

以湖南图书馆为例,湖南图书馆是我国第一家以省份命名的图书馆,从创办开始就秉持着“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智识”的宗旨。因此在其办馆期间,一直广为添购经史子集、各类西方著作的译本、小说,同时一直坚持不懈地引进新闻杂志,为了凸显湖南图书馆的特色,还注重将湖南省的名人加以搜集著书。到了1912年,根据记载,湖南图书馆搜集古今中外图书已经达到了10万余本,规模堪称宏富。图书馆的藏书来源渠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捐赠,图书馆内的各种藏书大部分都是当地乡绅和书院、学校的捐赠,在湖南省政府的呼吁下,到1931年底,湖南图书馆获得社会各界捐赠的图书就达到2000多本。另一方面图书馆通过购买来补充藏书,购买的经费主要由当地政府支出。在傅熊湘任馆长的两年时间里,每个月就要购买各种杂志近200种,仅一年就要购买书籍300多本。双管齐下,湖南图书馆的馆藏数量不断增加。

4 辛亥革命后图书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在完成从旧式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变革之后,近代图书馆事业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民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其中离不开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懈探索。1916年在梁启超的亲力亲为下,松坡图书馆建立,梁启超担任馆长一职,到了1926年,他又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为北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期间,其完善了现有的图书馆管理方法,最终建立了近代图书馆体系。从当时中国国情出发,他首先提出了“集西学之所长,导民以强国之路”的方针;其次,指出图书应该面向民众,开启民智,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书籍的作用。他制定了系统的图书征集方法,著有《藏书征捐启》,提出了《图书广阅制》以及《藏书编目》,打破了传统的目录学,借鉴西方图书管理知识,为国人打开了读书的门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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