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图书馆事业

孙小梅

（抚顺市图书馆，辽宁 抚顺113006）

[摘 要]辛亥革命是反封建与封建思想的较量，是思想的对抗，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图书馆作为思想传媒，其“传播性”思想得以萌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里，近代图书馆事业从启蒙走向兴盛，为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辛亥革命 图书馆 封建思想 思想传媒

[分类号]G259.29

“图书馆”是中国近代化的产物，尽管它在16世纪就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但是在中国真正发展却要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近代图书馆萌芽于晚清时期，辛亥革命时基本创立，继而得到推广与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从酝酿到发展，直到正式形成，其中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渡阶段，晚清和民国时期是其中两个重要过渡时期。笔者将以此为依托，重点探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希望对现代图书馆事业提供借鉴。

1 辛亥革命前期图书馆思想的萌芽

藏书，在民国以前，其收藏一直沿袭着古代的收藏模式，主要有官藏和私藏两种形式。其中官藏有1200多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设立史官掌管藏书，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阶级深知知识的重要，所以设立皇家书院，分门别类，收罗民间经史子集于其间。到了清代演变成了较为完善的馆阁制度（可以认为这是图书馆的雏形），比如清朝的文溯阁、翔凤阁、敬典阁等，其中翔凤阁位于今沈阳故宫中路，在清朝顺治定鼎中原后作为御用藏书之所[1]。私藏则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私人藏书规模浩大，有“广搜文献而作《春秋》”之说。

无论官藏也好，私藏也罢，在古代主要盛行于文人墨客之间、达官显贵之中，藏书的目的在于“收藏”，将“藏书”悬置于高楼，注重对藏书的保护而轻视了书籍普及与教育。比如以文溯阁为例，其在乾隆年间增建，主要用于珍藏《四库全书》，在文溯阁中有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御制文溯阁记》。它是清代七大藏书阁之首，其外表雄伟壮阔，进出须持有特定出入凭证，以此来体现皇家独一无二的地位。私人藏书与官藏类似，收藏者往往是具有一定阶级地位的官宦人家，而私人藏书室没有主人的同意外人无法进入。图书是知识的载体，从上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寻常百姓阶层是无法进入藏书阁的，这也从侧面体现了辛亥革命前期“藏书阁”的封闭性、阶级性、收藏性以及在上层社会知识文化传播的独特性。

鸦片战争后，帝国列强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思想不断传入中国，“藏书”的“阶级封闭性”在晚清时期仁人志士的推动下得以变革与发展，并首次引进“图书馆”一词。蔡元培先生一生爱书，早年考取功名时期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后半生主要以图书文献建设为主。1898年，其在浙江绍兴中西学堂任职期间，率先提出了图书馆的借阅制度，并向普通民众开放。借阅制度的提出，最大限度发挥了图书馆书籍的实际教育作用[2]。图书馆知识的“传播性”与“民用性”思想开始在中国萌芽。

2 辛亥革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晚清时期图书馆思想的萌芽以及近代中国的屈辱史，使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国民的素质教育至关重要，愚民终将误国。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普及教育，向普通民众传播知识，当时有这样一种思潮，“故民质而优，则其国必昌……民质而劣，则其国必亡，居今日而谋保国倡种之策，非注重新民，改良社会，涤荡其昏弊之习生养成其完备之资格，恐无以苏已死之国魂，而争存于世界”[3]。因此，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开始在全国各地创办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方便其传播革命思想。1901年日知会在湖北武昌创办了一个群众阅报所，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购买各种新闻杂志，在这一会所内各种图书可自己阅读，以增进知识。类似的阅报所也出现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这些阅览室和图书馆完全摒弃了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的思想，将所有“藏书”完全对社会开放，推动了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同时图书馆作为各种书籍的集散地，地位逐渐凸显。

为了促进图书馆的发展，一些进步人士开始研究图书馆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清末秀才孙毓修科举失利后转而潜心研究西学，1909年他在研究西方图书馆学的基础之上写成了《图书馆》一书，并在《教育杂志》上多次连载，该书率先提出了“保旧而启新”的办馆宗旨，论述了图书馆的功能，系统向国人介绍了“十进分类表”，以及自己创立的适合中国国民使用的新书编目分类法，涵盖了诸多图书馆建设方面的内容，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4]。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不仅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实际应用中也掀起了一场以民为主的图书馆革命。